日前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，再次聚焦“三农”。文件指出，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，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。

素有农业科技“国家队”之称的中国农科院，2013年启动实施了旨在改革体制机制、激发创新活力的科技创新工程，已于今年正式结束试点探索期，进入全面实施阶段。3年过去了，这场农业科技领域改革的“一号工程”究竟实行得怎么样？它又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哪些新思路？

再造体制，让科学家“轻装上阵”放手干

　　“以前做研究，是谁给经费就给谁做，争取到什么项目就做什么。”中国农科院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人员孙约兵笑谈，“忙忙活活一年追着项目下来，方向不明，成果也不显著。”这一现象，在我国科研界并不鲜见。

　　“农业科研与其他领域不同，周期长、风险高、产出慢。由此，我们看到了稳定支持的重要性！”2013年1月，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宣布启动这项国家长期重大工程——科技创新工程。此举是农业部、财政部等部门探索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主要任务是突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，从根本上解决科研资源分散重复的问题。

　　“创新工程提出，稳定支持我们60％的经费比例，让科研人员不用再天天找饭吃，而是可以静下来瞄着未来10年的方向做研究。”作物科学所副所长王述民感叹，“今年我们所三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，是创新工程给了我们放手去干的信心。”

　　同时，科技创新工程在用人机制上陆续出台政策，使创新资源向创新能力强、效率高的团队和研究所不断倾斜，为的就是让科研人员有所得，有干劲儿。

　　创新工程开展伊始，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全部下岗，然后重新竞聘，同时大幅提高绩效和奖励工资比例。据加工所所长戴小枫介绍，改革后的加工所，引进海内外人才100多人，占职工人数的70%，其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90%，一举扭转了加工所之前在年龄、专业、学历和岗位的“四个倒挂”的局面。

　　在采访中，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奎用了四个“心”表达自己的感受：“科技创新工程公平量化的考核与薪酬激励制度让科研人员更加用心，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让科研人员更加安心，灵活、科学的经费管理机制令科研人员更加省心，现在投入科技创新工作更加全心。”

　　明确方向，摆脱“大科研，小作坊”

　　“以前你要问我们是搞什么研究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介绍，杂粮、荞麦、黑豆、绿豆，偶尔搞点主粮，也不是大宗的。研究方向不明确，还和别的所有重复，我们研究所真是越干越边缘。”对于这种“大科研，小作坊”的弊端，戴小枫深有体会。

　　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办公室主任方放介绍，创新工程试点三年来，聚焦国际科学前沿和产业重大需求，对全院学科布局重新调整，初步建立起了三级学科体系，将全院原有的1026个课题组，调整优化为315个科研创新团队，由此彻底打破了原来小课题组的科研组织方式，也让科研与产业结合更加紧密。

　　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，传统研究室的概念已经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聚焦农业环保3个领域重大需求而成立的9个创新团队。团队成员由环保所全体科研人员按兴趣和能力双向选择而成。每个团队设立一个首席科学家、一个首席助理配一个客座专家，带动团队成员，可以实质性经常合作，一年至少一两次活动，直接和科学前沿对接。

　　“创新团队的组建让研究所不再过度竞争，各自为政。”方放说。试点三年来，创新工程统一调动多家研究所力量，集中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许多重大问题。

　　鼓励创新，成果更显“顶天立地”

　　在2016年1月召开的中国农科院工作会议上，李家洋自豪地说：“体制机制创新，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，不仅有‘顶天’的研究，突破农业科研的前沿领域，加快原始创新的能力，出现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；也有‘立地’的成果，对接产业、服务产业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。”

　　在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，中国农科院共有6项科研成果榜上有名。而2014年，中国农科院同样有6项成果获奖，并实现在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三大类别上的“大满贯”。在实施创新工程试点的“十二五”期间，中国农科院共获国家级科技成果30余项，发表SCI论文接近8000篇，授权专利3700项，在数量上是“十一五”期间的五倍还多。

　　“以前我们发表国际顶尖学术论文，往往只是第二或第三作者，而实施创新工程这三年来，我们开始‘以我为主’，以第一作者在影响因子5以上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文章了。”水稻所所长程式华告诉记者，三年来水稻所平均每年都有近25个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，而在创新工程实施之前，每年发明的专利数仅为15个。

　　三年科技创新工程试点使改革的撬动作用初步显现。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将这一工程定义为“一个重要的驱动器”：“它撬动了改革，也驱动了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。中国农科院把创新工程作为体制再造、机制再造的载体，以此改变中国农科院的科研方式、管理方式和人才结构，进而将为全国农业科研体制的改革提供一条思路。”